巨额学费之后，我国船企应卸下对伦敦仲裁的“傲慢与偏见”
发布时间：2018-04-16
面对不断下跌的船价，已与中国船厂签订了造船合同的外国买家纷纷从原先订立的高价造船合同中脱身，进而与中国船厂发生了一系列造船合同纠纷及有关这些纠纷的仲裁案件。由于这些发生纠纷的造船合同大都约定了“伦敦仲裁、适用英国法”，伦敦的仲裁员及律师因此而经历了一段他们职业生涯中少有的、可遇不可求的繁忙时光。而中国船厂在这些因买家“弃船”而发生的本不易败诉的仲裁案件中屡屡“落败”，部分案件涉及的金额动辄上千万美元、甚至上亿美元。一些中国船厂因此一蹶不振、濒临破产；一些为中国船厂对外出具还款保函的银行也未能幸免，被卷入到有关的纠纷之中。毋庸讳言，中国船厂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教训不可谓不沉痛。在缴纳了巨额“学费”之后，中国船厂到底从中学到了什么？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汲取？这是中国船厂需要思考并回答的问题。
中国船厂必须理解仲裁方式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的造船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在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手持订单这三大指标上始终与韩国和日本排在全球的前三位。毫无疑问，就上述三大指标而言，中国已经进入造船大国的行列，但“大”而不“强”的症结并未得到解决。
2017年1月12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联合编制的《船舶工业深化结构调整加快转型升级行动计划（2016-2020年）》正式发布。该《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中国要建成规模实力雄厚、创新能力强、质量效益好、结构优化的船舶工业体系，力争步入世界造船强国和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先进国家行列。换言之，《行动计划》设定的目标是，中国要在2020年步入世界造船强国行列。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在2020年，中国步入了世界造船强国行列，中国造船、航运市场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环境影响；2008年年底曾经出现过的航运市场暴跌，也许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再次出现；中国船厂不能指望那些精明的外国买家不故伎重演。因此，如何避免或妥善解决造船合同项下的纠纷，并在纠纷中立于不败之地，仍将是中国船厂必须面对并妥善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较之法院诉讼而言，用仲裁的方式来解决海商事纠纷，特别是国际造船合同项下的纠纷，有着多种优势。例如，可以选择在相对中立的国家或地点解决争议；可以选择业内专家来评判有关的是非对错、裁判有关的争议；裁判结果在国际上具有极为广泛的可执行性；在解决争议的程序安排上当事人有着广泛的选择权和自由等。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国际造船合同项下的纠纷仍将通过仲裁的方式来解决。为此，处在由“大”到“强”发展进程中的中国船厂，必须了解并熟练掌握国际海事仲裁这一解决国际造船合同纠纷的方式。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世界造船的中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亚洲，但是解决国际海事纠纷的仲裁中心，却仍然被留在了伦敦。到目前为止，这一现实情况并没有出现任何可能会发生某种改变的迹象。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伦敦仍将是国际海事仲裁的中心，大量国际造船合同还会约定“伦敦仲裁，适用英国法”。
伦敦仲裁败诉应汲取教训
自2009年以来，中国船厂伦敦仲裁败诉案件数量增多。在一些国际会议上，经常能听到部分学者、专家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但其中充斥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值得专业机构澄清。例如，有人认为，中国船厂屡屡败诉是由于地方保护主义致使中国船厂在伦敦仲裁中没有得到公平或公正的对待而造成的。这种说法显然值得商榷。首先，在那些中国船厂败诉的伦敦仲裁案件中，中国船厂的纠纷对象往往不是英国人，而是希腊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德国人等其他国家的买家。因此，并不存在英国的《仲裁法》偏袒本土买家的说法。其次，从法律上讲，英国的《仲裁法》明确要求“仲裁庭必须公平地且不偏不倚地对待双方当事人”，这一规定对大多数仲裁员进行了约束，并且在现实案例中，没有出现英国仲裁员由于与一方当事人有某种特殊关系或收受贿赂而偏袒该方当事人作出枉法裁决的报道。可见，把中国船厂在伦敦仲裁中的屡屡败诉归因于地方保护主义或没有得到公平或公正的对待，恐怕是牵强附会难以令人信服的。
事实上，导致中国船厂在伦敦仲裁中屡屡败诉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很难肯定地说是由某一单一原因直接造成。在这些案件中，每个案件都有着不同于其他案件的具体事实；涉及的争议问题也不尽相同，有事实问题，也有法律问题。对于案件的事实问题，需要通过对案件证据的研考与采信才能作出判断；而对于案件的法律问题，则需要通过正确地理解与适用有关的法律才能得出结论。撇开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或判断案件是非对错所适用的法律，去评说案件的裁判结果，都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在合同纠纷中立于不败之地
慎重选择或接受“伦敦仲裁，适用英国法”。所谓慎重选择或接受，是指千万不要轻易地接受对方提出的“伦敦仲裁，适用英国法”主张。尽管我们不能将中国船厂在伦敦仲裁中的屡屡败诉归因于受到了不公的对待，但客观现实足以表明，许多中国船厂目前的管理水平、经营状况、运作模式、处理纠纷的理念等，还很难适应或无法承受伦敦仲裁程序的“质询”以及英国法的“考量”。与此同时，“伦敦仲裁，适用英国法”必须得到包括中国船厂在内的双方当事人的一致同意才能写入合同。因此，在情况允许时，中国船厂可以尝试提出“中国海仲仲裁，适用中国法”的主张。即使这一主张不一定能让对方接受，但至少可以作为一个谈判砝码被提出来。总之，中国船厂大可不必盲目地提出或接受“伦敦仲裁，适用英国法”，并把它写入造船合同。
建立正确的仲裁理念。对于国际海事仲裁制度，中国船厂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现实告诉我们，英国的造船业已经不再“兴旺”，但伦敦的海事仲裁却仍然方兴未艾。不可否认，在中国仲裁，对中方来说会有许多便利之处，包括仲裁使用的语言、出庭的便利程度等。但这绝不意味着中方仲裁能够“逢打必赢”。仲裁作为一种解决国际海商事纠纷的方式，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共同选择或一致同意，因此不可能成为某一行业或某一国家当事人的“保护伞”。对此，中国船厂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避免或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国际海商事仲裁中，文化差异可能对仲裁结果带来的影响是“隐性”的，却是不容忽视的。西方人并不敌视仲裁。相反，他们将仲裁视为生意中的一件平常事，是一种解决许多注定会产生的分歧的文明方式。但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仲裁和去法院诉讼一样，是打官司”。一旦与他人打官司，对方就不再是“朋友”，而是“仇敌”，便会想方设法在案件中取胜对方。总之，中国船厂要接受或准备参与伦敦仲裁，就需要学习、了解西方的文化，特别是有关争议仲裁的文化；努力调整好心态、用更加得体的言谈举止赢得仲裁庭的好感与信任，不要让仲裁庭对中方产生反感或误解。
重视语言不通可能给中方造成的不利后果。尽管在国际仲裁中，当事人可以约定仲裁程序使用的语言，但“伦敦仲裁，适用英国法”注定了英语的主导地位。由于英国法中的一些概念、制度，在中国法中并不存在，许多英国法的概念几乎无法用中文精准地表达，有可能让中国人产生理解偏差。特别是在“交叉盘问”过程中，英国律师提出一些较为“刁钻难懂”的问题，常常“只可意会，无法言传”，令中方证人无法准确回答。对于在伦敦仲裁中存在的语言不通而可能给中方带来的不利后果，中国船厂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并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正确理解专家证人的职责与作用。在伦敦仲裁中，对于案件涉及的专业问题，当事人可以聘请专业人士担任专家证人向仲裁庭提供专家意见。专家证人的首要义务是不偏不倚地协助仲裁庭，这对于信奉“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理念的中国人而言是不能接受的。一方面，一些中国当事人常常向自己聘请的专家证人提出“非分要求”；另一方面，被聘请的中国专家证人误把自己当成了中方的代理律师，给出了一些“非专业的意见”，进而导致在“交叉盘问”过程中无法自圆其说，最终不被仲裁庭采信。因此，在伦敦仲裁中，中国船厂必须正确地理解专家证人的职责与作用，恰当地聘请与使用专家证人，避免因此而给仲裁结果带来不利的影响。
重视合同范本的选择以及附加条款的措辞。众所周知，国际上有许多造船合同的范本，供船厂与买家在签订造船合同时选择使用，如日本造船协会的格式合同、波罗的海及国际海事委员会的新造船舶标准合同、西欧造船厂协会的标准造船合同格式等。在这些标准造船合同格式中，有的较多地关注船厂利益的保护，有的则较为关注船厂与订造方双方的利益平衡。在订立合同时，中国船厂应当重视标准合同格式的选择，以及标准合同条款的删减以及附加条款的措辞及含意，并在必要时不吝啬千金聘请称职的专业律师提供帮助。
除上述内容之外，还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吸取。如果不得不把“伦敦仲裁，适用英国法”写入合同，中国船厂就必须努力学习、了解伦敦仲裁的程序基本规则以及有关英国法的基础知识，并在必要时获得关于英国法的专业意见。只有这样，才能在签订合同时，避免订立“权利不确定”“义务不清楚”的合同；在履行合同时，才能做到恰当或准确地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主张自己的权利；在发生争议时，采取最为有效、最为有利的应对措施。
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中国已经成为造船大国。在迈向造船强国目标的过程中，深受跌宕起伏的国际航运市场影响，国际造船合同纠纷仍将时有发生。较之法院诉讼，仲裁具有许多优势，并仍将是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解决国际造船合同纠纷的主要方式。为此，中国船厂必须了解并熟练掌握国际海事仲裁这一解决国际造船合同纠纷的重要方式。就目前国际海事仲裁的基本格局而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伦敦仍将是解决国际造船合同纠纷的国际海事仲裁中心。为避免重蹈覆辙，中国船厂应当从过往伦敦仲裁屡屡败诉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包括慎重选择或接受“伦敦仲裁，适用英国法”、建立正确的仲裁理念、避免或减少文化差异对仲裁结果带来的不利影响、重视语言不通可能给中方造成的不利后果、正确理解专家证人的职责与作用、重视造船格式合同范本的选择及其条款的删减以及附加条款的措辞及含意等，并在此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措施，力争在未来的国际造船合同纠纷中立于不败之地。
来源：船舶经济贸易 中国海商法协会副会长 李海
面对不断下跌的船价，已与中国船厂签订了造船合同的外国买家纷纷从原先订立的高价造船合同中脱身，进而与中国船厂发生了一系列造船合同纠纷及有关这些纠纷的仲裁案件。由于这些发生纠纷的造船合同大都约定了“伦敦仲裁、适用英国法”，伦敦的仲裁员及律师因此而经历了一段他们职业生涯中少有的、可遇不可求的繁忙时光。而中国船厂在这些因买家“弃船”而发生的本不易败诉的仲裁案件中屡屡“落败”，部分案件涉及的金额动辄上千万美元、甚至上亿美元。一些中国船厂因此一蹶不振、濒临破产；一些为中国船厂对外出具还款保函的银行也未能幸免，被卷入到有关的纠纷之中。毋庸讳言，中国船厂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教训不可谓不沉痛。在缴纳了巨额“学费”之后，中国船厂到底从中学到了什么？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汲取？这是中国船厂需要思考并回答的问题。
中国船厂必须理解仲裁方式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的造船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在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手持订单这三大指标上始终与韩国和日本排在全球的前三位。毫无疑问，就上述三大指标而言，中国已经进入造船大国的行列，但“大”而不“强”的症结并未得到解决。
2017年1月12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联合编制的《船舶工业深化结构调整加快转型升级行动计划（2016-2020年）》正式发布。该《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中国要建成规模实力雄厚、创新能力强、质量效益好、结构优化的船舶工业体系，力争步入世界造船强国和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先进国家行列。换言之，《行动计划》设定的目标是，中国要在2020年步入世界造船强国行列。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在2020年，中国步入了世界造船强国行列，中国造船、航运市场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环境影响；2008年年底曾经出现过的航运市场暴跌，也许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再次出现；中国船厂不能指望那些精明的外国买家不故伎重演。因此，如何避免或妥善解决造船合同项下的纠纷，并在纠纷中立于不败之地，仍将是中国船厂必须面对并妥善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较之法院诉讼而言，用仲裁的方式来解决海商事纠纷，特别是国际造船合同项下的纠纷，有着多种优势。例如，可以选择在相对中立的国家或地点解决争议；可以选择业内专家来评判有关的是非对错、裁判有关的争议；裁判结果在国际上具有极为广泛的可执行性；在解决争议的程序安排上当事人有着广泛的选择权和自由等。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国际造船合同项下的纠纷仍将通过仲裁的方式来解决。为此，处在由“大”到“强”发展进程中的中国船厂，必须了解并熟练掌握国际海事仲裁这一解决国际造船合同纠纷的方式。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世界造船的中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亚洲，但是解决国际海事纠纷的仲裁中心，却仍然被留在了伦敦。到目前为止，这一现实情况并没有出现任何可能会发生某种改变的迹象。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伦敦仍将是国际海事仲裁的中心，大量国际造船合同还会约定“伦敦仲裁，适用英国法”。
伦敦仲裁败诉应汲取教训
自2009年以来，中国船厂伦敦仲裁败诉案件数量增多。在一些国际会议上，经常能听到部分学者、专家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但其中充斥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值得专业机构澄清。例如，有人认为，中国船厂屡屡败诉是由于地方保护主义致使中国船厂在伦敦仲裁中没有得到公平或公正的对待而造成的。这种说法显然值得商榷。首先，在那些中国船厂败诉的伦敦仲裁案件中，中国船厂的纠纷对象往往不是英国人，而是希腊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德国人等其他国家的买家。因此，并不存在英国的《仲裁法》偏袒本土买家的说法。其次，从法律上讲，英国的《仲裁法》明确要求“仲裁庭必须公平地且不偏不倚地对待双方当事人”，这一规定对大多数仲裁员进行了约束，并且在现实案例中，没有出现英国仲裁员由于与一方当事人有某种特殊关系或收受贿赂而偏袒该方当事人作出枉法裁决的报道。可见，把中国船厂在伦敦仲裁中的屡屡败诉归因于地方保护主义或没有得到公平或公正的对待，恐怕是牵强附会难以令人信服的。
事实上，导致中国船厂在伦敦仲裁中屡屡败诉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很难肯定地说是由某一单一原因直接造成。在这些案件中，每个案件都有着不同于其他案件的具体事实；涉及的争议问题也不尽相同，有事实问题，也有法律问题。对于案件的事实问题，需要通过对案件证据的研考与采信才能作出判断；而对于案件的法律问题，则需要通过正确地理解与适用有关的法律才能得出结论。撇开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或判断案件是非对错所适用的法律，去评说案件的裁判结果，都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在合同纠纷中立于不败之地
慎重选择或接受“伦敦仲裁，适用英国法”。所谓慎重选择或接受，是指千万不要轻易地接受对方提出的“伦敦仲裁，适用英国法”主张。尽管我们不能将中国船厂在伦敦仲裁中的屡屡败诉归因于受到了不公的对待，但客观现实足以表明，许多中国船厂目前的管理水平、经营状况、运作模式、处理纠纷的理念等，还很难适应或无法承受伦敦仲裁程序的“质询”以及英国法的“考量”。与此同时，“伦敦仲裁，适用英国法”必须得到包括中国船厂在内的双方当事人的一致同意才能写入合同。因此，在情况允许时，中国船厂可以尝试提出“中国海仲仲裁，适用中国法”的主张。即使这一主张不一定能让对方接受，但至少可以作为一个谈判砝码被提出来。总之，中国船厂大可不必盲目地提出或接受“伦敦仲裁，适用英国法”，并把它写入造船合同。
建立正确的仲裁理念。对于国际海事仲裁制度，中国船厂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现实告诉我们，英国的造船业已经不再“兴旺”，但伦敦的海事仲裁却仍然方兴未艾。不可否认，在中国仲裁，对中方来说会有许多便利之处，包括仲裁使用的语言、出庭的便利程度等。但这绝不意味着中方仲裁能够“逢打必赢”。仲裁作为一种解决国际海商事纠纷的方式，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共同选择或一致同意，因此不可能成为某一行业或某一国家当事人的“保护伞”。对此，中国船厂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避免或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国际海商事仲裁中，文化差异可能对仲裁结果带来的影响是“隐性”的，却是不容忽视的。西方人并不敌视仲裁。相反，他们将仲裁视为生意中的一件平常事，是一种解决许多注定会产生的分歧的文明方式。但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仲裁和去法院诉讼一样，是打官司”。一旦与他人打官司，对方就不再是“朋友”，而是“仇敌”，便会想方设法在案件中取胜对方。总之，中国船厂要接受或准备参与伦敦仲裁，就需要学习、了解西方的文化，特别是有关争议仲裁的文化；努力调整好心态、用更加得体的言谈举止赢得仲裁庭的好感与信任，不要让仲裁庭对中方产生反感或误解。
重视语言不通可能给中方造成的不利后果。尽管在国际仲裁中，当事人可以约定仲裁程序使用的语言，但“伦敦仲裁，适用英国法”注定了英语的主导地位。由于英国法中的一些概念、制度，在中国法中并不存在，许多英国法的概念几乎无法用中文精准地表达，有可能让中国人产生理解偏差。特别是在“交叉盘问”过程中，英国律师提出一些较为“刁钻难懂”的问题，常常“只可意会，无法言传”，令中方证人无法准确回答。对于在伦敦仲裁中存在的语言不通而可能给中方带来的不利后果，中国船厂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并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正确理解专家证人的职责与作用。在伦敦仲裁中，对于案件涉及的专业问题，当事人可以聘请专业人士担任专家证人向仲裁庭提供专家意见。专家证人的首要义务是不偏不倚地协助仲裁庭，这对于信奉“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理念的中国人而言是不能接受的。一方面，一些中国当事人常常向自己聘请的专家证人提出“非分要求”；另一方面，被聘请的中国专家证人误把自己当成了中方的代理律师，给出了一些“非专业的意见”，进而导致在“交叉盘问”过程中无法自圆其说，最终不被仲裁庭采信。因此，在伦敦仲裁中，中国船厂必须正确地理解专家证人的职责与作用，恰当地聘请与使用专家证人，避免因此而给仲裁结果带来不利的影响。
重视合同范本的选择以及附加条款的措辞。众所周知，国际上有许多造船合同的范本，供船厂与买家在签订造船合同时选择使用，如日本造船协会的格式合同、波罗的海及国际海事委员会的新造船舶标准合同、西欧造船厂协会的标准造船合同格式等。在这些标准造船合同格式中，有的较多地关注船厂利益的保护，有的则较为关注船厂与订造方双方的利益平衡。在订立合同时，中国船厂应当重视标准合同格式的选择，以及标准合同条款的删减以及附加条款的措辞及含意，并在必要时不吝啬千金聘请称职的专业律师提供帮助。
除上述内容之外，还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吸取。如果不得不把“伦敦仲裁，适用英国法”写入合同，中国船厂就必须努力学习、了解伦敦仲裁的程序基本规则以及有关英国法的基础知识，并在必要时获得关于英国法的专业意见。只有这样，才能在签订合同时，避免订立“权利不确定”“义务不清楚”的合同；在履行合同时，才能做到恰当或准确地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主张自己的权利；在发生争议时，采取最为有效、最为有利的应对措施。
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中国已经成为造船大国。在迈向造船强国目标的过程中，深受跌宕起伏的国际航运市场影响，国际造船合同纠纷仍将时有发生。较之法院诉讼，仲裁具有许多优势，并仍将是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解决国际造船合同纠纷的主要方式。为此，中国船厂必须了解并熟练掌握国际海事仲裁这一解决国际造船合同纠纷的重要方式。就目前国际海事仲裁的基本格局而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伦敦仍将是解决国际造船合同纠纷的国际海事仲裁中心。为避免重蹈覆辙，中国船厂应当从过往伦敦仲裁屡屡败诉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包括慎重选择或接受“伦敦仲裁，适用英国法”、建立正确的仲裁理念、避免或减少文化差异对仲裁结果带来的不利影响、重视语言不通可能给中方造成的不利后果、正确理解专家证人的职责与作用、重视造船格式合同范本的选择及其条款的删减以及附加条款的措辞及含意等，并在此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措施，力争在未来的国际造船合同纠纷中立于不败之地。
来源：船舶经济贸易 中国海商法协会副会长 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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