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12名中国船员在海上漂流的358天
卡萨号229米长，32米宽，绕甲板一周近似于一圈400米跑道。它在散货船里不算最大的，但也有8.2万吨的排水量，在大洋上航行，像一座缓慢移动的微型孤岛。最近登上这艘船的，是20名中国船员。他们负责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之间运送铁矿石和铝矾土。
按照合同约定，这批船员在海上工作的时间不会超过10个月，最早一拨该在今年3月完成换班。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船员换班的需求接连被审慎的港口拒绝，一行人不得不与巨轮继续行驶于海浪之上。
直到5月12日，轮船终于在中国盐城大丰港靠岸，12名逾期船员踏上陆地，结束了有生以来最长的一次航行。这时，距离他们登船已经过去了358天。
田端涛名字带“水”，似乎命里就与大海有缘，他是卡萨号的二副，工作的驾驶台是全船的制高点。2019年6月12日，田端涛带着一个行李箱和背包，从北京飞到菲律宾，在马尼拉的港口登上卡萨号。包里装着扒鸡，这是他家乡山东德州的特产，“碰到熟悉的同事，喝个小酒，聚聚。”
同一天，河南开封人陈昆杰与二副一起登船，他是三管轮，负责管理船上的设备。上船前一个月，31岁的陈昆杰刚刚结婚，他的“蜜月”就是这次远洋航行。船行至比利时，他买了许多巧克力准备送给妻子，没想到航行用了358天，巧克力都被他自己吃了。“是黑巧克力，甜之外还有点苦头，特别像想媳妇有点甜，媳妇不在有点苦。”他想念妻子时就吃一块，一块接一块，很快吃完了。
外界的新闻每天通过卫星网络发送至船上的一台电脑。大约在海上航行200多天时，疫情有关的消息第一次出现。“几个简单的数据，看不出什么来，不像后来家里说的那么严重。”田端涛说。他们当时正从比利时开往非洲西部的几内亚共和国，遥远的瘟疫没人放在心上。
船舶公司发来通知，没有特殊原因，禁止船员下地。“我们相当于孤岛，不接收外界病毒，我们也传不出去。”正常情况下，船一靠岸，船员能到港口城市逛逛，先去超市，买当地零食，再去饭店搓一顿，改善下伙食。禁令一来，船员从春节开始便困守船上，直到最终下船，才踏上陆地。
第一次出海，陈昆杰记得船在以色列靠岸，仿佛到了一个新世界，建筑不一样，人的相貌体态不一样。很快，走四方的豪情在成家之后有了羁绊，“现在感觉能照顾好家才好。”有时候，海上月光黯淡，让他想起小时候家里微弱的煤油灯。
卡萨号从南非开向印尼，预计在3月份抵达广西钦州港。不像中国沿海的繁忙水道，大洋上常常好几天看不到一只船，“很无聊”。
卡萨号在3月中旬抵达广西钦州港。因为疫情严重，船员不允许下地。满怀期待快回家了，咔嚓一下，又不行了。
“希望一次，失望一次。”田端涛没死心，3月14日，卡萨号横穿琼州海峡，他想着下段航程去印尼，那边疫情不严重，说不定能换班。结果没有等到消息。接下来是菲律宾，他在那里上船，也希望在那下船。即将抵达目的地，马尼拉忽然宣布封城，希望再度破灭。
卡萨号上想家的人开始闹脾气，归期未定，“有个念头也好”。有人开始工作不积极，怨气大，有人嫌饭不好吃，拒绝吃饭。大家普遍情绪急躁，做事没耐心，干活的时候会骂两句，“要不是疫情……”
据国际运输劳工联盟公开数据，5月的两周时间里，有换班需求的在船船员约15万人。田端涛在海上航行时跟其他船联系，有船员干了十四五个月，还没休假。全球工业和航运领导人敦促联合国，说服193个成员国采取紧急行动，以避免可能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
卡萨号的好消息是从澳大利亚起航回国时传来的。公司说这次回国换班的“可能性很大”。田端涛一路提着心，“不到下船的一刻，都有可能变化。”去年，他拎着行李准备跟同事下船了，接替者忽然有急事来不了，他不得不继续留在二副的位置上。
一天一天往国内走，所有人都越来越兴奋。5月8日，卡萨号在江苏盐城大丰港抛锚，等待好天气靠港。艰难地熬过两天后，5月10日，卡萨号进港。
船员从船上高处远远望着岸上一团白点，戴白头盔的工作人员正准备迎接他们。当天下午做完核酸检测，等了两天结果，5月12日，20人中的12名逾期船员，正式下船。他们最大的52岁，最小的20岁，在海上漂泊了358天后，终于登陆。
田端涛说，如今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做海员，“一个毕业班40人，真正做这行的也就五六个。”他说，船上的收入跟家里的差距没有以前大，而且离家远，找对象都费劲。年轻人也离不开网络，一靠港有网络信号，每个人都抓着手机不放。
被盐城大丰海事处的接收后，12名船员在当地酒店隔离14天。“已经一年没见到草和树了，还有鸟。船上只有铁。”大洋深处海鸥都少见，刘京铭望向酒店窗外，感到满足，“这里多好，没有噪音，还不晃。”
5月26日是他们14天隔离期满的日子，他们兴奋地等待健康码变绿，“一变绿，就是自由人了。”凌晨，船员们一个个晒出绿色电子码，像炫耀一枚枚勋章。天亮后，陈昆杰坐上时速300公里的列车，归心似箭。
那一刻，卡萨号离开中国，向东北方航行，驶向海参崴。另一批船员开始盼望踏上归途。
